元代是景德鎮制瓷業日趨成熟、承前啟后的重要轉折期。元代景德鎮青花、釉里紅瓷器的成功燒造，對后世制瓷業的影響無疑是重大的，從而決定了明清制瓷業的發展方向，也奠定了此后景德鎮成為中國制瓷業的中心地位。
從宋、明景德鎮瓷業生產能力看元代制瓷業的發展
元代景德鎮制瓷業是在繼承宋代已有的生產力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明代的制瓷業又繼承了元代制瓷業的生產力和創新成果，得以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
根據考古資料，景德鎮南河及小南河流域主要分布宋、元時期的古窯場，不僅規模宏大，而且工藝十分精湛。如湘湖塘下窯址，原有窯包堆積十處，總面積65，000平方米；湘湖街窯址，窯包堆積五處，總面積12，000平方米；湘湖白虎灣窯址，窯包堆積面積達30，000平方米；著名的湖田窯址，是古瓷窯址中燒瓷歷史長、規模大的一處，其窯包范圍為40萬平方米；三寶蓬古瓷石礦遺址，與湖田、楊梅亭等南河流域窯場連成一體，形成一個龐大的瓷器燒造區。從這些龐大的古窯址的歷史遺存中，我們可以推測當時的宋代景德鎮瓷業生產能力、生產規模、燒造技術和工藝水平。
明代制瓷業是在繼承元代制瓷業生產力基礎獲得盛況空前的發展，并且出現了“民窯”和“官窯”爭奇斗艷。據調查資料表明，明代景德鎮河東流域一帶為民窯的制瓷業集中產區，古窯址分布在瑤里鄉全境及毗鄰的鵝湖鄉一帶，窯包堆積達30余處。張甫生著的《青花瓷器鑒定》中記載：景德鎮地區明代民窯900座，年產18萬擔。
為滿足朝廷消費需求，明初時朝廷開始設立御窯。清藍甫著《景德鎮陶錄》記載：“洪武二年就鎮之珠山御窯廠，置官監督，燒造解京?！蓖踝阢濉督鞔笾尽ぬ諘酚涊d，御窯在明初建立時有28座，至宣德年間增至58座。明代御窯廠為朝廷燒造的瓷器數量特別巨大，據《大明會典》194卷的記載，宣德八年，一次就燒造龍鳳瓷器44.35萬件。
宋明兩代瓷器巨大的生產能力和生產規模，是與當時瓷業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需求相適應的。由此，我們也可以大致推測出，處于宋、明兩代之間、承上啟下的元代景德鎮制瓷業的生產能力和生產規模，由這一生產能力和生產規模，可能所生產的元青花的數量眾多。
從元代生產能力看元青花的“數量”
毫無疑問，元代景德鎮制瓷業生產力是在繼承宋代瓷業生產力基礎上，有了巨大發展和質的飛躍。
據元人蔣祈在《陶紀略》中記：“景德鎮，有窯300余座?！倍@300座窯，就是元代景德鎮瓷業生產力發展物質基礎。從目前傳世及出土的瓷器看，元代景德鎮除繼續生產宋代已有的青白瓷和黑釉瓷外，還創燒了大量新品種：青花、釉里紅、卵白釉、藍釉、褐釉、紅綠彩、孔雀綠釉等。根據考古瓷資料看，元代景德鎮燒制瓷器的窯場主要以湖田、落馬橋、珠山等處為主，其余如銀坑塢、觀音閣、曾泉弄、塘下、力堯也有燒造。從窯場堆積物殘片看，當時生產量也是相當巨大。
我們再從宋、元代瓷稅角度，看元代制瓷業的生產能力與規模，從而推測景德鎮瓷器的產量和元代青花瓷器的生產規模。
雍正《江西通志·文淵閣中四庫全書本》卷二七“饒州府”條引明王宗沐《江西大志·陶書》：“宋景德中始置鎮，因名。置監鎮一員。元更景德鎮稅課局監鎮為提領。明洪武初，鎮如舊，屬饒州浮梁縣?！痹谒未?，景德鎮一年上繳國家的稅收，據《宋會要輯稿》載：“景德鎮，3337貫950文”。而這相當于宋代定窯的“曲陽……龍泉鎮，359貫480文”的近十倍，足見景德鎮的生產能力和瓷業稅收給國家的利潤之巨。
進入元代，據陳垣在《元典章校補》卷九“額辦課稅處所：五百錠以上……浮梁縣景德鎮”。按元代錢幣一般換算法則：至正“中統元寶交錠”，新鈔一貫等銅鈔一千文，一貫等于一兩，五十兩等于一錠。景德鎮一年要上繳國家的稅額至少在2，5萬貫以上?？梢?，元代上繳給國家的瓷業稅收是宋代景德鎮瓷業稅收的七倍略強。這充分說明，元代景德鎮瓷業生產能力、生產規模與貿易的興盛和各種瓷器產品在市場上所占有的份額進一步擴大。同時也說明，元代景德鎮生產瓷器的規模相較宋代大了許多，其產量也十分龐大。;景德鎮元青花瓷器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民窯生產的普通日用瓷，其器型小、檔次低，價格便宜，可滿足一般普通百姓的生活需求。另一類是“官搭民燒”的“貢瓷”，其器型碩大，紋飾精美，品質極佳，價格昂貴。這是專為宮廷權貴欣賞、把玩的高檔瓷器品種，屬于元代貴族的“特貢瓷器”，是皇帝專門用于對權臣、貴戚、將領、宗教頭領以及外交使節進行恩賜與封賞的禮品。在元代，大致有以下七類人員可能得到皇帝的賞賜或有能力享用：第一類為蒙古欽察汗國、伊兒汗國、察合臺汗國的大汗及其貴戚；第二類為元代中央政府三公、中書省、六部（吏、戶、禮、兵、刑、工）、樞密院、御史臺、宣政臺、宣微院、太常禮院、將作院、通政院等三品以上的權臣；第三類為元代地方官吏，包括全國十一個行中書省、宣慰司以及路、州、府、縣的官吏，官階在六品以上者；第四類為軍隊的元帥、將領；第五類為宗教頭領；第六類為定居于中國的穆斯林富商；第七類為元代漢族的富商和地方豪紳。中國是一個崇尚厚葬習俗的民族，以上生活在元中后期的七類權臣、官吏、富商的墓葬或遺留的窯藏，很可能是元青花的“蹤跡”所在。
探尋元青花瓷器的“蹤跡”
從上述可知，元代景德鎮的瓷器產量巨大，傳世品卻并不是太多。從目前已知的發現元青花的地點主要在國內、中東地區、東南亞地區，那么其具體的蹤跡又在哪些地方呢？
從已知的出土材料表明，元代中期是景德鎮瓷業大發展的時期，也是元青花的創燒期，而此時元代朝廷統治已開始江河日下。元朝廷權貴生活極度腐化，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愈演愈烈。元青花作為倍受朝廷貴族青睞的高檔消費品，需求量卻越來越大。因此，元青花的流向與元代中后期的朝廷政治生活、經濟政策、官吏制度、手工業發展以及對外貿易等有著密切的關系。筆者認為，沿著兩條元代景德鎮青花瓷器運輸主干線，確定三大主要分布區域，尋找元代中后期朝廷權臣、貴戚和富商的墓葬及窯藏，是我們探尋元青花流向基本的“方位圖”。
兩條運輸主干線：
第一條是“南瓷北輸”主干線。這條瓷運線與元代南糧北運路線基本相同，即由江西景德鎮昌江經贛江，由鄱陽湖入長江，再由長江進入運河，直達元大都（北京）通州惠通河碼頭。元大都作為南方瓷器向北方擴散的集散地，路經河北、山西，陸路運輸到達蒙古元上都—和林以及商業重鎮集寧路、大同路、興和路等，再經各驛站，深入蒙古草原腹地，與“草原絲綢之路”連接，直達西域各國。
第二條是“南瓷海運”主干線。由昌江流經贛江，再由鄱陽湖進入長江，經明州（寧波）、泉州等港口出海，將元青花等瓷器外銷日本、泰國、菲律賓、印度、伊朗、土耳其和埃及等東非沿岸國家，這條運輸主干線又稱“海上陶瓷之路”。上述國家已先后發現元青花的完整器或殘片。需要指出的是，沿“海上陶瓷之路”的海域，極有可能存在元代運載瓷器的沉船遺址，而沉船遺址和元青花瓷器可能成為未來的“海上陶瓷博物館”。
三大主要區域：
一是指江西省及其周邊地區；二是指元大都（北京）及周邊地區；三是指蒙古地區及西域。
江西是元青花的產地，元青花十分容易向全省及周邊地區流通擴散。近幾十年來，江西省先后出土元代墓葬、窯藏幾十處，出土元青花瓷器幾乎占了國內博物館館藏的一半。1980年，在江西高安一窯藏一次性出土元青花完整器24件，震驚了國內外古陶瓷界。
元大都是元始祖忽必烈建國定都之地，是南瓷北運的中轉站和集散地。解放后，先后在元大都遺址及北京市周邊發掘和出土了一批元青花完整器和殘片。
蒙古大草原是蒙古帝國和各汗分封所在地，近20年來，在內蒙古通遼、赤峰、錫林格勒、集寧、呼和浩特、包頭和阿拉善等地區的古城遺址、古村落的墓葬、窯藏，發掘和出土了大量瓷器，其中包括一批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
元代中后期七大官吏、巨富的墓葬及窯藏
景德鎮元青花瓷器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民窯生產的普通日用瓷，其器型小、檔次低，價格便宜，可滿足一般普通百姓的生活需求。另一類是“官搭民燒”的“貢瓷”，其器型碩大，紋飾精美，品質極佳，價格昂貴。這是專為宮廷權貴欣賞、把玩的高檔瓷器品種，屬于元代貴族的“特貢瓷器”，是皇帝專門用于對權臣、貴戚、將領、宗教頭領以及外交使節進行恩賜與封賞的禮品。在元代，大致有以下七類人員可能得到皇帝的賞賜或有能力享用：第一類為蒙古欽察汗國、伊兒汗國、察合臺汗國的大汗及其貴戚；第二類為元代中央政府三公、中書省、六部（吏、戶、禮、兵、刑、工）、樞密院、御史臺、宣政臺、宣微院、太常禮院、將作院、通政院等三品以上的權臣；第三類為元代地方官吏，包括全國十一個行中書省、宣慰司以及路、州、府、縣的官吏，官階在六品以上者；第四類為軍隊的元帥、將領；第五類為宗教頭領；第六類為定居于中國的穆斯林富商；第七類為元代漢族的富商和地方豪紳。中國是一個崇尚厚葬習俗的民族，以上生活在元中后期的七類權臣、官吏、富商的墓葬或遺留的窯藏，很可能是元青花的“蹤跡”所在。
